众所周知,自打1968年7月26日京城六十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组成“首都工人红色思想宣传队”,进驻京城各大专院校那一日起,“工宣队”便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,迅速接管了京城学校的全面领导权,在当时,可谓权势熏天、红极一时。
但是,在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,并顺利解决了派性冲突,结束社会上的混乱局面之后,尽管“工宣队”还要参加学校中的斗、批、改任务,甚至号称要永远领导学校,可由于这些抽调来的骨干工人文化水平实在有限,对于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又不熟悉,他们并不能自始至终地全盘掌握住局势,承担下这份艰巨的责任。
于是自从1970开始,各处的工宣队便因为各种各样失误、错误,乃至内部纷争等等原因,开始逐渐丧失前些年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公信力,到最后,“工宣队”所能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小,留在所驻单位的人也越来越少。
应该说,以胡二奎天生趋吉避凶、善于钻营的眼光,他并不难发觉手中权力日趋衰微的苗头,可由于他是为躲避陈德元才来的“分指”,即便感觉到了某种紧迫的危机感,在陈德元还主掌煤厂大权的时候,他也不敢轻易调回原厂。
不过好在陈德元1972年的时候因工伤去世了,那么胡二奎自然也就像挣脱了锁链的毛猴儿一样,重新开始上窜下跳地为自己前程运作起来。
要说这小子在这一方面还真是一门儿灵,他靠着这几年私底下弄的“外快”和炉火纯青的“溜须”本领,不仅很快就成功地调回了南横街煤厂,甚至还重新获得了“军代表”的欢心,级别上也被提升了一层,居然捞了个保卫科的副科长干。
那么既然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,手里又有了点儿小权力,再加上过去的这点儿人脉关系和邪门歪道算计人的本事,紧接着,他便很顺利地在煤厂吃“开”了,不但在各处办公室混得如鱼得水,也糊弄得厂里不少青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依附于他,竟然很快就在身边结成了一个以他为主,能量不小的利益同盟。
而贪心不足恰恰是人的本性,到了这一步,他自然也就萌生了更多的野心,开始把目光盯准了生产科主任赵丰年的位子。
其实要按理说,赵丰年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,军代表也对其相当的信任和依仗,就凭胡二奎这块只懂得溜须拍马、好吃懒做的“胡嘎巴儿”,要想取而代之实在没多大希望。
可你别看胡二奎没真本事,那不要紧,他会坏呀,这小子竟然懂得声东击西、曲线救国的法子。
他找准了机会,借着上级传达“发展液化石油气”的新指示,要求下属煤厂增添一个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主管领导的机会,在一次大吃大喝的酒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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