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上有一种尴尬,叫做“自己的话打自己的脸”。
洪衍武就摊上了这样的处境。
六月底的时候,他才刚糊弄了陈力泉,把杨卫帆成名后在文艺界的处境往好里描述。
可转眼没几天,没想到就发生了特别糟糕的情况,连他自己都为杨卫帆着上急了。不得不紧急联系了杨卫帆,大夜里赶到了“海防歌舞团”的宿舍,跟他见面。
怎么回事啊?
敢情问题出在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上。
这可是1979年啊。“运动”虽然已经结束了三年,可别忘了,这场“运动”却已经整整持续了十年。它的影响还根深蒂固。
而“拨乱反正”所纠正的错误,也仅限于现实层面带给人们的实质伤害。目前,还并没有人着手去改变这场“运动”施加在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影响。
甚至许多人自己都习惯了这种精神束缚的滋味,别说不再认为有任何不妥。往往还下意识地反对别人去挣脱这种捆绑。
这种情况具体反应在文艺界里,那就是往往会有人对一些很人性化的东西看不惯,因而横加指责,出言打击,由此引起一场场的碰撞和轩然大波。
比如说1979年刚刚复刊的《大众电影》,就因五月刊封底是王子与灰姑娘的接吻剧照被人扣上了大帽子。
有人在写给《大众电影》的信中写道,“万没有想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,经过‘运动’的洗礼,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?”
其语气恨不得给《大众电影》杂志社再来一次全员批斗,非得要他们在全国人民面前低头谢罪才可。
由于类似这种指责并不在少数。于是当时《大众电影》杂志社为了应对这场“政治”危机,就特意请示了“影协书记处”,最终决定为了分清是非,要把全文刊登,并同时让读者展开讨论。
这样从六月起始,无数读者就此事展开唇枪舌战。
一时间,两种观点打得难分上下。就连《大众电影》本身也成了其他同行的新闻焦点。实在堪称是一种时代奇观。
说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现象。事实上,就连《桐柏英雄》这样的革命电影也因拍摄与以往的风格迥异,同样要面对这种类似的问题和刁难。
甚至于对于这部电影来说,最大难为和压力还不是来自电影播放之后的观众反馈和社会风评,而是早在电影拍摄之初来自行业内部本身。
像摄制组把在黄山拍摄的第一批外景样片寄回“京影厂”时,厂里就发来电报,有领导批评说,“战争片不像战争片,像山水风光片,像神话故事片,建议全部重拍。”
这件事,幸亏女导演够机智,让人回了个电报,说季节已过,重拍事宜以后再议。借此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了。
可厂里的干扰声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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